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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土匪产生的根源
土匪这个困扰近代中国的心腹大患，的确把本来就灾难深重的中国害得愈加千疮百孔。战乱中的中国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简直成了土匪王国，如河南、山东、四川、福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数省数县交界的边远山区。众多的贫民被逼为匪，这实在是近代中国社会失序，经济萧条，战乱频仍的恶果。
就传统观念和法律意识而言，世世代代植根于农村，勤劳而本分地耕作的中国农民，是不愿背负造反作乱的罪名，是深知这将会对本人和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蔓延近代中国各地的匪患是阶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政治制度腐败黑暗的产物的结论便不难成立。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家庭教育的氛围，一直把当匪作寇视为最没出息的违法的事例去诫教成长中的后来人。这就是在普通百姓的观念里宁肯去死，也不愿去当土匪的原因。土匪活动是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前兆，明智的统治者看到这个信号，会迅速而果决地采取措施缓解社会矛盾，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合拍因素，最大限度地把不利于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因素解决在事态未严重恶化之前。可惜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们未能也不可能这样做。统治者们非但未从自身去寻找原因，反把造成社会动乱的责任一股脑儿地归咎于铤而走险的贫民百姓，这就使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尖锐，伴随而来是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战乱不已。无辜贫民挣扎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于此看来，走投无路的贫民必呈上升之势，采取劫掠冒险行动以增加经济收入的盗匪也呈蔓延之势。阶级冲突的日益剧烈，决定着劫盗者在扩大活动范围时，把豪门巨富、贪婪的商人，夺截捐征税款作为主要打劫掠财对象。股匪就是这样纠集并扩展开去。那些较早聚集并日益扩展的匪伙，自然成为无业无地赤贫如洗者投奔的所在。于是，割据一方的股匪便有了长期存在并难图的可能。
如果说传统的安分守纪的观念阻遏了贫民不会轻易为匪，为社会的安定和官府的统治带来便利条件，那么，因暴政而激发起来的贫民特别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的反抗精神，却为盗匪施展暴力，动摇官府的统治基础极为有利。“水浒”英雄弘扬正义、除暴安良、打富济贫的宗旨为初始纠合的绿林们标示出效仿的榜样。一部《水浒传》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使一些当朝统治者对它产生恐惧感，也令一些纯良怕事的百姓深感不安，生怕他们的子女从《水浒传》那里滋生出犯上作乱的动念。于是，在官方和民间便盛行着“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等训诫性的言论。事物发展是不依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愈惧怕限制的东西，就愈在民间具有传播的市场。对那些对社会贫困，对单调枯燥饥寒的生活现状强烈不满，崇尚江湖义气，亦或是缺乏家庭温馨者来说，《水浒传》塑造的梁山好汉对他们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因此，可以说，当统治者不顾国计民生，不尽心竭力治理国家，休养生息，造福于民时，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反抗因素便呈现大发展的趋势。
处此历史背景下，匪伙的纠集、蔓延便有了有利的时空条件。
当为匪普遍到不为人们所耻，当贫贱的生民多少从当士匪的亲人那里得到些许掠财，生活有所改变，当以当匪之途实现了升官发财欲求的人日益增多时，匪伙的纠集便由边远山地向政治经济文化相对集中的腹地扩展。处此环境，那些已经当匪或试图当匪者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从传统规范中衍生出新的生活标准：“如果想当官，先成土匪头，如果想坐轿，先去绑人票。”这种观念普遍为匪人所接受，只能说明当匪作为谋生手段已与其他生存渠道没有什么区别，也即是说抢劫与犯罪，作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已像家常便饭那样为苦难的民众所接受。于是父亲纵容儿子，妻子支持丈夫，哥哥煽动弟弟为匪作盗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于是一些省份、一些地区沦为土匪世界的势头便呈强劲之势。一个国家、民族被弄成这个样子，实在是令人悲愤不已的，实在是反动统治者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弥天大罪。
土匪依打劫对象而流窜作乱的特点，为更多匪伙的纠集、蔓延提供了方便。因为流窜中的土匪一则使那些流氓、赌博肇事的无业者不是加入匪伙，便是仿效匪伙之举，纠集新的匪伙，杀人掠财不择手段。进而迫使所经之地的难民和无地可耕者，或者因为地主盘剥、土匪劫掠不能或不愿耕种土地者，不是附和为匪，便是为土匪提供帮助，以换取流窜的匪伙减轻向他们滥施暴力和淫威。过境的土匪虽然他去，但却催生出不少新的匪伙。那些参与打劫的贫困青年，不务正业、好逸恶劳的分子，对劫人财物的勾当一发不可收，并彼此串通聚集。本无匪患的地区，便冒出一股股匪伙，并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什么呢？只能是匪患如瘟疫般迅速蔓延开去。
土匪纠集成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贫困战乱和导致贫困战乱产生的黑暗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
*本文原作者李春科口述，胡光、于仝整理
正文
我是学中医的。民国9年（1920年），我买进了500来元（现大洋）的中草药，打算在阴历十月初一正式开业。不料头一天晚上“老占东”这伙人就进了佳木斯城，所以，我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至今有63年了。
老占东本姓孙，是个山东人，五十六七岁，还有一身武艺。他从东满（珲春）带了300多人（其中约有七八个白俄），与盘踞在富锦的土照“镇中华”纠合在一起，在挠力河畔烟沟里种大烟。老占东当把头。不论清政府也好，张作霖时代也好，口头都说“禁烟”，可是因为钱毛，他们抽捐、要税都要大烟，或者以大烟价做为捐税的标准。所以，种大烟是官准的。当时饶河、密山一带烟土好，“下江土、原浆货”是深受官方和瘾者欢迎的上品。民国9年，老占东招了一些人种了好多垧大烟，又遇上一个风调雨顺的年头，眼看烟地里万紫千红罂粟花开，老占东喜不自胜，组成了几十把烟刀（一把烟刀两个人，一人在前割烟桃，一个在后面抹浆）准备收割。
罂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正在这时，忽然开来一支军队，他们是驻防在依兰一带李少白旅长的部下，声称为了禁烟才来此地。其实，禁烟是假，勒大脖子是真，只要认头，多给他们好处啥事也没有。但是他们谈崩了。于是这支军队就用镰刀把眼看要收割的大烟桃全部给刷光了，而其他烟沟的大烟照旧收割。一年辛苦落场空，老占东这伙人急了，就在饶河一带闹了起来，打家劫舍，还攻下了几个镇子，最后占据了密山。老占东被举为“当家的”，镇中华是“二当家的”，“搬舵”是叫“五洋”的人。
老占东占据密山后，听说割他们烟桃的军队在佳木斯驻扎，为报仇，决定攻打佳木斯，并派了心腹人到佳木斯刺探。据探子向老占东报告说：当时佳木斯防备不严，守城门的士兵倒背着枪，探子进城根本没有被发现。佳木斯有军队400人左右，由悦来镇派来的守兵100人，警察120人，商团180人；并说佳木斯很有钱，还有大银（指银元）；城门比较坚固，但城墙不高，四角是土造的4个炮台，炮台里每天晚上有四五名商团看守着，看守人员晚上经常耍钱；炮台下有壕沟(护城河）,人能爬到炮台上去。老占东听了后喜出望外，一夜没有合限。第二天镇中华也主张非攻打佳木斯不可。搬舵五洋出主意，要打佳木斯得把正规军诱出城外，减少阻力才能攻打。他们经过一番研究，在晚秋的一天，老占东这伙人便向佳木斯进发了。
佳木斯老照片
当时佳木斯，是由古林省依兰镇守备师李少白旅孙华堂营驻守。李少白是个白面书生，外表不象个军人。他对密山窜来的老占东这伙人很警惕。当听到老占东已经出发来攻打佳木斯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分析老占东这伙人至少得三四天才能到佳木斯，因此，一方面命令孙营长出击堵截，另一方面命令韩营长率300人迂阿抄老占东的后路。老占东探到李旅的行动计划，遂伪称李旅的军队，转走小路，疾行猛进，日夜兼程，终于在9月20日傍晚，到达佳木斯城南的陆家岗一带（陆家岗位于现佳木斯东南岗之南约3里的地方）。
当时商务会长曲子明每天晚上都带着商团巡逻一圈，这天晚上曲子明照旧巡逻了一圈，没发现异常，便回家睡觉去了。当天晚上是个阴天，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这就给老占东攻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1点钟左右，老占东领着土匪分路向城里进攻了。这时东南门守炮台的几个商团士兵正在玩纸牌。土匪爬上来他们根本没有发觉，当枪口指在他们脑瓜门上时，报警已经晚了。东南炮台失守后城门被打开，老占东率领着大队人马进城了。这时曲子明正在睡大觉，听到枪响后从床上爬起来，飞身走出房间集合商团队伍，但外边已经火光冲天，枪声密集了。
图文无关
老占东的人攻下东南门，进城后先点燃几家干柴垛，然后高声喊话，叫人们不要害怕，说：“我们绝不杀人，谁要是乱喊乱叫就打死谁！”这时商团和警察们已经从西门和西北门撤走了。一部分撤到西门外永胜泉田家烧锅和老徐家两个大院里，一部分撤到江沿同源德粮栈的大院里。这时已是凌晨3点多钟。城内只有西南炮台没有攻下来，其他各门都由老占东派人把守着。当夜进城的有七八百土匪，第二天又有几百人坐着大马爬犁进城。
孙营长听说老占东已经攻进城了，便率领堵截的队伍飞马返回佳木斯，但已经进不去城了，只好以永胜泉田家烧锅当做指挥部，以江沿同源德粮栈为进攻的前哨阵地，向城里发起了猛攻。由于老占东的两挺机关枪很厉害，双方打得非常激烈，一直没有攻下来。
大当家的老占东、二当家的镇中华和军师五洋等住在永春源商店的楼上，指挥所也设在这里。三当家的“托天”和“粮台”、“炮台”等四梁八柱住在同义德商店，后勤部也设在这里。其他一些人都找了一些富户、商店住下了。然后，他们便开始洗劫商店、富户,抢居民东西了，他们把这叫做“下底”。但不准个人“下底”，至少得一二十人一伙，他们不许奸污妇女，不许随便杀人，有几个奸污妇女的土匪，都被抓起来枪毙了。
城里闹成这个样子，我的药铺也开不成了，大量中草药都放置在家中。因为这伙人常年在外流窜有不少得病的，有患伤寒的，有患疹子的，感冒的更多，每天都有几伙找我看病的，抓药不给钱还得说好听的，稍有怠慢马上翻脸。我记得，住在西南门里有个叫李玉田的中医，因为找他看病，他不痛快，就被绑上，吊在西南门里一个洛子园的梁上痛打一顿，多少天不能行动。找你出去看病你就得马上跟着走，不看病的进屋就翻箱倒柜，什么好就拿什么。
城里的商店、住户几乎都被洗过，已经到了十室九空的程度。他们抢到大宗的东西，如金银、绸缎、烟土、布匹等归“公”，由“粮台”派人看管；小的如衣服、鞋帽及小的金银首饰，谁抢到就为谁所有。这样他们的穿戴在进城之后，来了一次普遍的更新，个个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把女人的花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再套别的颜色的衣服；有穿皮大氅的，有穿皮大袄的，有穿长袍马褂的；头上的帽子有貉壳的，有狐狸皮的，有毡帽头，还有缎子面帽头顶上带个红色帽疙瘩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乍看起来真像正月间大秧歌队。东西抢多了又没有地方放，所以抢到新的扔了旧的，这些东西就被要饭的拣去了，往年这些乞丐都穿麻袋片过冬，这下子他们也有穿的了。
老占东和镇中华也常在街上露面，查看他们的巡逻队，查看他们的人有没有随便杀人或强奸妇女的。老占东长得瘦小枯干，身穿青面旧皮袄，腰间扎个兰布带，一枝七星子手枪别在布带上，头戴一顶酱色毡子的四开扇狗皮帽头，腰上还挂着一个鹿皮烟荷包，里面插着一个半尺长的旱烟袋，脚上蹬着皮靰鞡，上穿着鹿皮套裤，看起来象个庄稼老头。与老占东相反，镇中华40多岁，四方大脸，膀大腰圆，头戴壳帽子，身穿皮大氅，脚下是一双“趟趟马”，腰间别着一支长苗大镜面匣枪，他是“跑老客”（行商）的出身，显得挺神气。
图文无关
这时全城只有西南炮台未被老占东攻下。守西南炮台的商团分队长名叫李德宝，30多岁，长得墩墩实实，有一手好枪法。西南炮台的附近没有多少人家，都是菜地，是一个没有什么可做掩体的开阔地带。因为老占东的人无法靠拢，这里的居民没遭到抢劫，所以他们支持这个炮台的抵抗行动。
老占东的人为了攻下这个炮台，就在城里抓了百十来人在前头，老占东的人在后面督队前进，打算接近这座炮台。结果炮台照旧开枪，打伤不少无辜的老百姓。“卢家枪炉”的卢老二就当场被打死。
老占东与城外的孙营长、曲子明等对峙了5天之后，双方互通信使，协商退出城去的条件。老占东提出：“如果你们能拿出100万元（现大洋）我们马上就撤走。”但是佳木斯当时没有这么多钱，就是福丰号和福顺恒各有一笔钱已经送到鹤岗煤矿去了，而在佳木斯市面上流通的是由商务会发的纸币。老占东一看弄不出更多的现大洋了，就准备绑票，抓福丰号东家刘德林的儿子刘奎元当人质。但是去到刘家绑票的人被刘德林开枪击毙3人，然后刘德林也逃匿了。老占东火了，扬言要血洗了这座小城。
这时在佳木斯有一个孟监督叫孟颁平，原是富锦县知事，与镇中华是同乡，李少白便派他从中斡旋，说降老占东，答应让老占东当营长，并向奉天张作霖打报告，希望尽快回电，允许这些人归顺。过了20天左右，帅府复电，大意说你们要停止战斗，同意收编这支队伍，并任命老占东、镇中华为营长职务，其他人担任连、排长，士兵们收编后给发武器和装备，你们尽快把花名册和武器数报上来。
郭松龄（1883年—1925年12月25日），字茂宸，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镇渔樵村人。奉系军阀的爱国将领。
不久奉军派张作霖卫队团长外号叫“郭鬼子”的郭松龄来到佳木斯。郭以上司的资格训斥了失地有责的李少白旅长。以后奉军又派密使，带着张学良的密信来见郭松龄，命令郭松龄设法诱擒老占东等人。因此，郭松龄找到了吉军营长王水清。王永清也曾在下江一带啸聚山林，报字“天下好”，打家劫舍闹了几年，后来受降于吉军，当上了营长。他不仅有一手扬臂打飞鸟的好枪法，而且胆大多谋，善于词令。
第二天，围城的官兵都撤出一定的距离，王永清匹马单枪来到东城门外喊话，他对城上守卒说：“我是天下好，请你们大当家的老占东上前搭话。”老占东等人听就猜到了天下好的来意，几个当家的一合计，决定放他进城。
王永清进城后马上与老占东等人称兄道弟，意恳词卑。说到归顺为良时，王永清以自身为例说：“当上官，将来还有上升之望，这是封妻荫子的好机会。”又说，当时的张作霖、张宗昌、汤玉麟……都是绿林出身。王永清的话，弄得老占东内部有的要战，有的要降。小商人出身的二当家的镇中华是个主降派；三当家的托天和搬舵不相信王永清的花育巧语，是主战派；大当家的老占东因为自己年岁大，对当官不抱希望，处于战降两可之间。
王永清几次进出城，往来传递双方的意思，城外官兵不再攻城，呈现一种和平解决的气象。最后谈妥了条件，王永清向老占东等人说：“兄弟把当家的意思转告给郭团长了，同意把你们的人编成两个营，由大当家、二当家的担任营长。兄弟是一手托两家，为了不落埋怨，你们双方应该当面鼓、对面锣明侃。郭团长也同意会会面，商谈一下你们今后的驻地。”很多人都信已为真，独有托天和五洋不信，所以托天、五洋在城内守城。老占东、镇中华率领二十几名全副武装的人随王永清来到了东北门外松花江边上的同源德粮栈大院。
老占东等人由郭松龄出面招待，一些随从人员由郭的下级军官相陪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宾主经过一番客套寒暄，老占东等人逐渐消除了戒备。这时王永清又谈到归顺的好处，他说：“咱们当胡子的就是为了当官，你们看我……”说话间，他两手同时拍了一下小肚子，就势从腰间抽出两枝叫起大狗的匣枪，两枝枪的枪口紧紧对着老占东和镇中华。凡乎在同时，郭松龄也亮出了手枪，等老占东等人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缴械了。在另一间房子里，老占东的随从人员也被缴械了。
老占东、镇中华等人被擒的消息很快传开。留在城里的托天五洋等人已经知道出事，他们一方面组织抵抗，一方面大举报复，到处杀人放火。城内一片火光，杀声震地，炮火连天。
官兵们连续攻城两天两夜，还是无法越过城壕。这时已到冬月了，四周的城壕被浇上了水结成厚厚的冰，明光镜亮，无法越过。一个叫纪永亮的人向官军献计，出了攻城之策。
纪永亮是在松花江边扛脚行的。他是山东人，30岁左右。见这两伙人这样混战，倒毒的是老百姓，再这样下去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他向官兵提出破城的办法。他说，东北炮台外有几幢小房，此时无人居住。江边有跳板，应该用这几幢小房掩护把跳板顺到城壕里，人随跳板下壕，再把跳板搭在城壕里侧，这样人就可以越过城壤了。
郭松龄认为这个计策很好，于是命令官兵作侧面伴攻，吸引炮台里的火力。纪永亮一马当先扛着跳板向小房移动，一些扛着跳板的士兵陆续跟上……以后很顺利地越过了城壕。把守在东北炮台的二十几名老占东的人都被打死在里边。东北炮台拿下来了，东北门也打开了。城内土匪抵抗不住，向西北门逃窜。托天这一伙人绑了4名人票，其中就有福顺恒的柜伙邹井伍，过西北门桥时邹假装跌倒滚入桥下得以逃生。托天这伙人向梧桐河金矿方向逃走了。
城里的商民日夜盼望官军进城以解倒悬之苦，不料官军进城后,首先把老占东这伙抢劫来还没有来得及拿走的财物看管起来，老占东进城把抢到的大宗东西都集中在“永春源”和“同义德”两处。官军把这些东西当做战利品归军方所有，然后下令进城的官兵可以从进城时起，抢到太阳出来。于是进城的官军到处抓人伕为他们抬扛抢到的东西。
在官军围攻佳木斯以后不久，少帅张学良即乘火车从奉天出发，到哈尔滨改乘汽车用3天时间到达佳木斯。这时正是民国9年（1920年）旧历十一月十日，收复佳木斯城的第二天。张学良感到环境危险，严加警戒，不准举行欢迎仪式。他们一行从西门进入佳木斯城，然后在西门里正大街路北鹤岗媒矿佳木斯办事处停留，并在这里接见了桦川县商务会长曲子明和对收复佳木斯城有功的王永清营长等。
十一月初十日，军队贴出布告，宣布对老占东、镇中华就地正法。这天下午，佳木斯最热闹的地方北市场新天地戒备森严，周围挤满了人，两把大铡刀平放在祭坛上。老占东、镇中华被押上了刑场。老占东仰着脸，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听着，我是受了你们骗了，我最糟糕的是听了你们这些混帐东西的话，等我到阴曹地府当官了，非把你们抓去不可……”这时人群骚动了一下，闪出了一条道来，郭松龄陪着一个大高个、仪表堂堂的年仅20来岁的高级军官模样的人来到刑场中间的祭坛前，这人就是张学良。
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指着老占东说：“你就是土匪头子老占东吗？”老占东这时满脸怒气地说：“我是土匪你是啥？你是土匪崽子！”张学良怒火中烧，大声说：“铡了他！”这时两名剑子手分别把老占东和镇中华捺在了铡刀的下边，只听喀喳一声，镇中华的头滚了下来；但老占东的头铡不下来，刽子手立即用麻绳把一捆秫秸绑在他的脖颈上，把老占东的头铡了下来。然后由郭松龄布置，把老占东、镇中华的头和心摆在祭坛上，祭奠阵亡官兵。张学良面对官兵，朗读了张作霖写的祭文。而后，老占东和镇中华的头分别用木笼装着，挂在东、西城门楼上示众。
老占东这伙人从十月初一半夜进城，到十一月初八半夜被打出去，共在佳木斯城盘踞掠夺了38天之久。他们的人被打死300来人，城里居民百姓也死了几十人，伤的无法计算。吉军的汤营长战死在西北门外，士兵也死伤很多。全城商民经过这两伙人反复洗劫只落得十室九空，经营多年的永春源在这次兵灾后倒闭了，其他商号都遭到了惨重损失。在炮击、火烧破坏下，到处房倒屋塌，一片瓦砾。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资料来源：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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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遥写书丶福遥野外
穆尔西亚大学，你们找对机构了吗？
24fall集合啦！！！新生群开放！
发表于 2023-6-24 05:14:41
